2023年杭州亚运会上，田径赛场上的劳模“场务”机器狗凭借满满科技感出圈，成为“智能亚运”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技术驱动的当今社会，机器人、算法和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普及，这一现象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亚洲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最大的市场。而在能够与人类进行互动的社交机器人领域（例如机器人服务员、机器人宠物、机器人护理员等），亚洲也占据相当强的优势。
据估计，到2025年，仅亚太地区的社交机器人市场规模就将增长36%。除机器人之外，亚洲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也发展迅速。在新加坡和日本，大型保险公司已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实现索赔流程的自动化。在中国，大数据和AI技术可以帮助农民预测和监控天气和收成情况等，实现智能种植。尽管技术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突破性进展，使得算法能够做出更为准确、客观的决策，但人们并不总是信任它们，在很多时候会害怕甚至厌恶机器人。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提及的机器人概念是广义的，泛指工业和社交机器人、算法、人工智能。
2017年，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以3:0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围棋棋手柯洁。赛后，柯洁感慨道：“它下得太出色了，真的是很厉害，我输得没什么脾气。”这一结果迅速引起热议。人们开始害怕，机器人是否有一天会取代人类？
一系列研究结果似乎验证了人们对机器的抗拒。例如，即使人们亲眼看到算法能做出比人类更好、更准确的预测，他们仍然更信任人类对未来的判断，更不愿意让机器人参与道德和社会决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动驾驶的汽车，如果遭遇车祸，到底应该保护乘客还是保护行人？此外，机器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工作场所激发了员工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引发工作倦怠和工作中的不文明行为，还可能导致他们对外来者产生敌意。总而言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自己不甚了解的新技术心存恐惧，而且这种情绪可能带来负面的人际结果。
然而，故事还有另一面。也有研究发现，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仅不害怕，反而更喜欢机器人。例如，当研究者把人类和算法对体重、歌曲流行度和地缘政治事件等不同问题的预测摆在人们面前，人们会更依赖算法生成的建议（尽管预测结果都是相同的）。另一项研究则证实，如果人们有能力干涉算法的工作方式，他们就不会那么厌恶算法。显然，人们对机器人的态度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文化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带来了对机器人截然不同的认知。和西方民众热烈地讨论“机器人是否会取代人类”“机器人是否会掌控世界”“机器人是否会取代我的工作”“机器人是否会杀人”不同，亚洲人对于机器人的态度似乎更为积极。例如，在日本，具有安抚功能的电子宠物海豹“PARO”受到老年人的欢迎；在新加坡，算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医疗保健场景中的决策；在韩国，医生对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分析大量临床数据的能力大为赞赏；在中国，不少员工认为算法分配的任务比人工更公平。从媒体的论调中也可以看到鲜明对比：当《日本时报》在探讨“那些人们喜爱的情感增强型机器人”时（图1），《纽约时报》却开始担心“那些我们害怕的机器人已经来了”（图2）。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呢？
01 历史和宗教
过去3000年来，东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核心观念上存在分歧。东方宗教传统，如佛教和道教，强调“万物有灵论”（animism），认为人类应当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这种泛灵论信仰的影响在日本尤其明显。日本有超过80%的人口信仰神道教或参与神道教活动，神道教认为神存在于大自然的各个部分，例如海洋、山脉和花朵。因此，在日本文化中，非人类实体经常被认为拥有灵魂或精神，与人类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尽管机器人不是人类，它也能被日本社会接纳，并认为是对自然世界的补充。
🔺宫崎骏动画里的自然生灵
相比之下，西方宗教和哲学传统则提出“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即人类具有非人类动物所不具备的思想、权利和能力。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世界观强调人类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认为人类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实体，而所有其他实体的价值仅在于它们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价值。换言之，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考虑到这些哲学的基本假设，机器人的出现可能被视为对人类的威胁：人类处于生物链顶端，是最聪明、最杰出的物种，怎么能容许可以打败人类的机器人出现呢？这种威胁可能是现实意义上的（如侵占工作岗位），也可能是象征意义上的（挑战人类的优越性）。尤其是近年来，机器人的能力不断提升，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与机器人共存的不安。
东西方文化如何看待和理解非人类实体，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对机器人的不同态度。对于东方人而言，人类和机器人之间具有共性，能够和谐共处；西方文化把机器人视作另类，与人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能对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构成威胁。
02 媒体的影响
作为传播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手段，媒体可以影响人们对机器人的判断和偏好。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 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社交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以满足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用工需求。为此，日本大众媒体通过塑造哆啦A梦、恐龙战队、阿童木这样的机器人形象，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类观念：机器人与人类一起工作会造福人类，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这也与东方的万物有灵论信仰相互促进，进一步加深了人们支持机器人与人类和谐共存的想法。
例如，《哆啦A梦》讲述了一只无耳机器猫的冒险故事，他与野比一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经常在他们的小儿子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因此，机器人帮助人类的概念对日本人来说，既不陌生也不刺耳。政府和大众媒体描绘的机器人形象传达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机器人对社会有利，我们应该接纳他们。因此，日本人对机器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偏好和使用意愿也就不足为奇了。
🔺《哆啦A梦》
相比之下，西方媒体对技术的描述往往更加复杂——更多凸显了技术的威胁性。例如，好莱坞大片《终结者》描述了一个被机器人掌控的未来世界，机器人不仅拥有了自主意识，而且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企图对人类赶尽杀绝。机器人有一天可能会比人类更聪明并超越人类的说法在西方媒体中时常可见，导致了“技术威胁论”“技术替代论”等观点的流行，尤其是媒体对劳动力市场中机器人取代人类雇员可能性的广泛讨论，更是引发了许多人的负面情绪。
前面提到，西方文化中机器人被划分进与人类相对的“外群体”， 也就是与“自己人”相对的“外人”，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当机器人的能力不断增强，必然会与人类争夺权力和统治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媒体中不乏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积极评论，也有像《超能陆战队》这样关于机器人的美好想象。但负面事件和信息往往有更大的影响力，从而引导整体基调。
对比东西方主流媒体对机器人截然不同的形象塑造，对机器人态度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超能陆战队》
03 越熟悉，越接纳
与机器人交互的现实体验也会影响人们的看法。已经有研究证实，在现实生活中有过和机器人互动的经历，或者亲眼见过机器人工作的人，更少会对机器人产生负面看法。亚洲的机器人密度远远超过欧美，因此可以推断，亚洲人与机器人互动的机会比欧美人更多，从而导致人们对机器人的态度有所不同。
例如，在德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全球领先，社交机器人却很少见到，相应地，德国人对社交机器人的喜欢、信任和参与程度也远远低于中国人和韩国人。西班牙的父母对给孩子使用教育机器人表现出最消极的态度，而韩国家长则能够很好地接纳它，这与韩国线上教育盛行的现状相关。在中国的餐厅、酒店、医院等公共场所，都可以看到机器人在工作，杭州亚运会上勤勤恳恳的“场务”机器狗，更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与机器人接触的经验给人们更好地熟悉和了解机器人的机会，这有助于降低人们对机器人的防备和恐惧心理。
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尽管东西方社会中机器人的“曝光率”有明显差异，它带来的态度分化并没有那么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日常与机器人的互动中，既可能看到机器人的价值，也可能对机器人的表现感到失望。我们很难具体判定“曝光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机器人的看法，这也只是文化这个要素的其中一个切片，还有很多其他需要考虑的维度，例如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接触到机器人的机会也是不同的，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等都在发生作用，未来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04 机器在亚洲的新应用
既然亚洲人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更高，那么机器人在亚洲有哪些新的应用领域呢？这又会给人和人的关系带来哪些根本性的变革？
1. 性爱机器人改变浪漫关系
性爱机器人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截至2019年其市场规模已经达到约300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将翻一番。一些中国科技公司推出了可定制、人工智能驱动的性玩偶，这些玩偶不止“会动”而且“能说”，可以移动他们的眼睛和手臂，还可以与用户进行简单的对话。性爱机器人的发展可能有助于缓解人们的孤独感，并为患有社交焦虑的人提供亲密关系来源。但性爱机器人的激增引发了伦理挑战。人类伴侣可以提供宝贵的社会支持，这是机器人无法习得的能力。长期依赖机器人的陪伴可能逐步削弱人们与他人相处的能力，例如换位思考、妥协，甚至会改变他们对浪漫关系的看法。如果人们能够从机器人那里获得性满足，可能会导致他们在潜意识中物化未来的伴侣，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有血有肉的人。
2. 神职机器人改变信仰关系
一些宗教团体试图使用“机器人传教士”来吸引更多年轻信徒。这一现象在日本尤为突出。日本软银机器人公司生产的Pepper仿生机器人写入了诵经程 序，能够代替僧侣主持葬礼；拥有400年历史的日本 京都高台寺引入了一个名为Mindar的机器人来布道。机器人在东亚宗教环境中的兴起与西方文化背 景下对宗教机器人的抗拒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用于自动化布道的可能性已 经引发了一波反对浪潮。2023年6月，德国新教教堂举行了一场由ChatGPT主持的礼拜仪式，因为语气单调、面无表情，信众评论称它“没有真心和灵魂”。宗教领袖对人们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人魅力，机器人传教士可能无法激发人们的信任和信念感。机器人能否真正渗透进宗教领域，还需等待时间检验。
🔺Pepper仿生机器人
3. 心理咨询机器人消除倾诉障碍
在东亚文化中，无节制的情感表达经常会遭到反对，因此许多人在出现心理问题时往往不愿意寻求帮助，害怕敞开心扉会曝露自己的弱点，或者被污名化。心理咨询机器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有效的心理治疗通常需要患者揭开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秘密，在面对人类治疗师时，患者可能会因为感到尴尬或羞耻而不愿意倾诉，但如果面对的是机器人就好开口多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向ChatGPT倾诉并寻求建议，尽管ChatGPT的设计初衷并不是成为心理咨询机器人。聊天机器人一个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好地保护倾诉者的隐私，减少带有个人色彩的评判。一方面，过去几年中，专为咨询而设计的聊天机器人在不断涌现，例如新加坡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Mindline.sg可以指导用户进行冥想和呼吸练习；西湖大学研发的AI辅助心理咨询机器人“小天”已经开始试运行。另一方面，与机器人治疗师进行深入交流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患者与他人联系、沟通的意愿，导致他/她在社交关系中被进一步疏远和边缘化，这是一个关于聊天机器人的悖论。MI·新知
【管理启示录】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为研发和使用机器人提供决策依据
从历史和宗教上看，东方文化天然比西方文化更能接受与机器人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在亚洲国家，媒体对机器人的正面宣传，以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机器人都强化了人们对机器人的欣赏。这无疑给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既然亚洲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和机器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未来，企业如何基于亚洲人的需求，研发更多种类的社交机器人？如何在自己的行业中充分发挥算法的优势，做出更为客观、准确的决策？如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这些尚未被充分挖掘的领域、尚未被充分释放的科技力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的新蓝海。
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员工对机器人的认同感，企业在引入机器人作业的时候，可以有意地创造更多机会让员工接触机器人，体验机器人在协作、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降低员工因为机器人的到来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本文改写自全文：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eople’s Reac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Robots, Algorithm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23: 1-17.
原作者：任启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原作者：Tiffany Tan，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助理
原作者：Joshua Conrad Jackson，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
原作者：Azim Shariff，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原作者：Kurt Gray，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副教授
改写者：马文杰 陈梦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讲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管理视野》，编辑：刘蕊绮
